1990年7月，敬仁勞工安全衛生服務中心開始運作。敬仁的創始人之一田明慧（Nicole Tilman）女士來自比利時，是天主教一個女修會的成員。她奉修會之命來到台灣之後，便思考著如何結合個人的專長與志趣服務台灣的民眾，因她的專長是醫學，而志趣則在勞工議題，於是她決定致力於勞工安全衛生這項工作，而成立了敬仁中心：「敬仁」這個名字代表的乃是「對人的尊重」、「人大於資本的利益」之意。
在世界各國工業發展的過程中，當勞工運動還被認為是敏感話題的時刻，安全衛生往往是首先發展的議題之一，因為關係到勞工的身體健康、是一項正當性高的基本人權。這在台灣也不例外，相信早期自主工會運動的許多前輩，尤其是北部地區的組織者，都見過「田醫師」（這是田明慧的朋友們對她的稱號）在工會中穿梭倡導安全衛生議題的身影。
勞工安全衛生這個議題，大致上可分為教育宣導培訓等事先預防、與職業災害的事後求償兩個面向的工作。除了議題倡導之外，田醫師也是台灣第一個引進「工傷者自助組織」這個想法的人：在累積了許多的職災個案協助經驗之後，敬仁與一群組織者、義工與律師，支援職災受害者於1992年6月成立了「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此協會稍後由會員自行運作，就是今日大家熟悉的工傷協會。
另一個例子是老礦工的塵肺症議題。敬仁的工作人員發現，台灣北部已趨沒落的礦業遺留下眾多罹患塵肺症的老礦工，這些老礦工因為塵肺症這種職業病會潛伏發病的特性，而無法在勞保既有的給付規範中獲得保障，於是敬仁在1995年4月間，協助老礦工成立「塵肺症患者權益促進會」，再次試圖以職災受害者自助、組織集體性的力量，來達到法令制度改善、維護職災受害者權益的目標。
隨後，雖不是敬仁所發動的，還有台北捷運營建工人的潛水伕症、以及前 RCA 員工罹患職業性癌症等集體性職業病案例，這些勞工也都成立了他們的自助性組織。但隨著時間繼續推移，工傷者自助組織這樣的風潮到一定程度之後，並未能持續下去。
這裡似乎牽涉到台灣的產業特性問題。台灣的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通常沒有明顯的產業集中性，使得相同產業的勞工分散在不同的工作場所中，即使有類似的職業傷病案例，多是分散地發生而少有群聚性，使得進行受害者自助組織較缺乏客觀基礎。
田醫師於1995年末奉派離開台灣，在這之前，她把敬仁託付給天主教另一修會聖母聖心會，使敬仁於1996年開始被納入聖母聖心會的運作、作為其所屬的社會服務機構之一。
接下來這幾年，敬仁的工作人員大致把心力集中在塵肺症議題上，但組織老礦工的客觀條件，比起一般職業傷病患者來說是更困難的，老礦工們平均年齡六十以上，雖然人數可觀但卻不易匯集起能量。1998年前後，老礦工的職業病補償問題告一段落，敬仁的工作人員曾尋求把塵肺症議題擴大連結至其他產業、如紡織業的棉塵症等，但這些嘗試最終並沒有獲得成果。
塵肺症議題的結束，體現的是敬仁面臨某種轉型的時刻：一方面是工傷協會獨立運作之後，他們亦承擔起如個案協助與預防宣導的角色，不可諱言地相當程度上取代了敬仁原有的工作；二來是台灣產業外移問題逐漸嚴重，使得職災問題被轉移至台商企業向外投資的地點，產業外移另一方面造成工運氣勢走下坡，勞工連工作權都難保、推展安全衛生議題的難度更高。
進入二十一世紀
以往，敬仁因為參與勞工安全衛生議題的國際交流，而與亞洲地區的勞工團體建立起聯繫管道，隨著台商的大量外移，敬仁的工作人員不時接到外國朋友的反應，抱怨說一般台商工廠的勞動條件相當差，時常發生職災等各式各樣的勞資爭議。在這樣的基礎之上，2000年間發生在尼加拉瓜的台商年興紡織勞資爭議案，便成為一項契機，敬仁連同「苦勞工作站」、「亞太勞動訊社」及若干個人成立「台灣聲援尼加拉瓜勞工工作小組」，直接加入國際串聯行列、聲援反血汗工廠的勞工行動。
2002年發生在薩爾瓦多的台南企業案，是台資企業跨國勞資爭議的另一個例子：敬仁的工作人員加入跨團體的、個人會員制的「關注全球化資訊中心」，共同參與聲援薩爾瓦多勞工的行動。差不多同時間，敬仁亦加入了亞洲地區勞工團體共同組成的「亞洲跨國企業監察網絡」（Asia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TNC] Monitoring Network）。
在這些事件中，敬仁除了配合工作夥伴發起抗議當事台商的行動、要求政府以各種行政措施規範台商行為之外，還參與了反血汗工廠、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倡議，向工會及一般民眾宣傳，資本的跨國自由流動將會如何危害勞工的權益。在敬仁中心仍運作的最後幾年時間中，工作人員從勞動權益出發，以監督企業實行社會責任的觀點、而非純智識或如何投資獲利的觀點，開展了若干產業調查與研究，經由與其他國家勞工團體的訊息交換，試圖經由跨國勞工力量的串連，來達到與跨國資本相抗衡的目標。
敬仁的結束運作
在敬仁成立的初期，大部分的資源來自於歐洲的團體，但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在全球的展現，歐洲的團體開始認為，台灣的團體應該在本地尋求資源以從事勞工服務工作，而逐漸減少對台灣的補助。世紀之交的幾次經濟危機，造就了民眾捐款減少、銀行利率下調導致基金孳息遽降等現象，聖母聖心會能夠支援旗下社會服務機構的資源大幅縮水。
另一項不可諱言的原因，乃教會人士終究較習慣於直接服務性質的工作。敬仁從職業傷病受害者的直接服務，一路轉為非直接性的、從事反血汗工廠運動的倡議工作，實難以說服聖母聖心會中大部分的主事神父們，把不多的資源繼續投注在這樣的工作項目。於是，在2005年末，眼見難以得到足夠的資源，敬仁的工作人員主動提出結束中心運作的構想。敬仁的工作在2006年1月底正式告終。
1. 教會團體在工運歷史中的角色
西方國家來的教會人士，因其母國的工運歷史文化，使得她/他們擁有支持工運的較大可能性。台灣早期的自主工運因仍處戒嚴時期，教會事工的社會服務性質，相當程度是減少政治敏感性的一種依託，也因此使得教會團體在早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位於桃園的愛生勞工中心及台北的新事職工中心都是有名的例子；甚至若干工會幹部及組織者曾透過教會的管道，到國外接受過成為草根組織工作者的培訓。最早的全國性自主總工會「全國自主勞工聯盟」之所以會加入「亞洲兄弟工會」（Brotherhood of Asian Trade Unionists，BATU），應該也是透過 教會團體的牽線。
但教會團體之所以願意參與勞工議題，往往與其當時的主事者態度、及其獲得資源的能力有關，於是我們可看到一個現象，那就是當原來的主事者離開台灣、或既有的資源不再時，這些團體參與勞工議題的狀態就會改變，因為參與勞工議題通常僅是當事人個人的積極意願，而非基於整個修會的態度。而當戒嚴體制解除之後，教會團體從事的勞工議題，亦普遍從總體性的勞工權益，轉為安衛、原住民及移工等直接服務性質的事項。
2. 當自主工會建制化之後，工會以外的勞工團體如何生存？可以做什麼？
2000年以來，號稱是全國自主工會總集結的「全國產業總工會」（全產總）成立之後，我們看到傳統的所謂三大工運團體──「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勞動人權協會」與「勞工陣線」，其在工運中扮演的角色迅速被削弱，發動行動的主體被轉移至以全產總為首的建制化工會體系上。即使後來全產總不作為，這三大工運團體亦未能恢復其原有角色。
這當然不僅僅是全產總成立的緣故，還包括產業大量外移、工運全面撤守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因素。於是在世紀之交這個空檔，曾有一個現象就是出現一批由更年輕的勞工議題工作者組成的新興小團體，但這些小團體基於各種主客觀因素，大多無法長久維持運作。考察這些小團體的歷程，或許可刺激我們思考，當自主工會運動建制化之後，工會以外的勞工團體如何生存？可以做什麼？
敬仁或許可被當成其中一個案例，但它是較特別的案例，因為其成員基本上是同事關係，而非基於相同志趣的同仁團體。但不論如何，敬仁作為一個教會背景之 NGO、並非以會員基礎作後盾的群眾組織，它未能克服資源的問題。敬仁後期的工作集中在反血汗工廠運動及勞工跨國串聯，雖說其以勞動研究為導向而開展的產業調查，在台灣工運圈內可謂創舉，但其終究未能結合更多的勞工及工會力量，因而未能夠在全球化的時代中開出一條相對應的工運策略出來。論述與實踐如何合拍，仍然是未解之題。
（本文曾發表於《工運年鑑2005.06~2006.05》頁193-198，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苦勞工作站聯合出版，2011年6月。）
